文｜周淇然

　　随着央视缅北电诈覆灭纪录片的播出，演员王星再度回到公众视野。

　　2025年1月，他轻信境外拍戏邀约，被骗至缅甸妙瓦底电诈园区，手机、证件被没收，被人控制着完成人脸识别，在多家网贷平台借出数万元，资金被整笔转往境外，自己一分钱没拿到。可回国之后，催收电话没放过他。

　　为了不让征信变黑，他选择了每月四千余元、长达三年的分期还款。人质救回来了，债却跟着他回了家。这笔"自己没花过"的钱，到底该不该还？

　　法律上，“可以不还”有明确依据从法条看，答案几乎是一边倒的。《民法典》第150条写得清楚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，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，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；第155条紧接着规定，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合同被成功撤销，还本付息的义务从借款那一刻起便不成立。
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对胁迫的认定标准同样不含糊：以损害人身、财产权益相要挟，迫使其基于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，即可认定胁迫。手机被没收、人身受控、在武装看守下刷脸，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胁迫。

　　此番舆论发酵中，也有律师公开解读：王星若能举证证实合同系受胁迫订立，有权诉请撤销，债务自始无效。

　　但“可以不还”，不等于“自动不用还”问题恰恰出在"可撤销"三个字上。它给的是权利，不是结果——撤销权必须由当事人主动行使，法院不会替你按下去。两道硬门槛横在中间。

　　一是举证难。刷脸那一瞬间的"不自愿"，很难用证据固定：人在园区，手机被没收，人身被控制，怎么证明"我当时是被人捏着手刷的脸"？平台只认"人脸识别通过等于本人自愿"，一句"认证信息属实"，就把受害者挡在门外。而司法实践中，"本人操作、平台不知情"的借款，法院往往倾向先判借款人担责。

　　二是期限紧。《民法典》第152条规定，受胁迫的撤销权，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即消灭。王星2025年1月获救，撤销权的行使窗口在2026年1月就已关闭。他当年没有先走"起诉撤销合同"的程序，而是先还了钱——从法律后果看，如今再回头主张，胜算已大打折扣。这就是现实与法条的落差：法理上他本可以不还，程序上他错过了最优时机。

　　比“还不还”更该追问的，是放款这套系统王星不是个例。每年都有电诈受害者带着"从天而降"的债务回家，多数人没有他的关注度，连上热搜的机会都没有。

　　真正该被审视的，是放款链条上的漏洞：受害人身处境外、设备环境异常、资金刚入账便整笔转往境外账户——这些信号，风控系统为什么一个都没拦下？人脸识别是本人没错，但本人是否自愿、借款是否真实，平台有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？若平台对明显异常的放款视而不见，这笔损失凭什么由受害者全额买单？已有地方法院在类似案件中，因平台审核存在漏洞，调解由平台自担部分损失并消除受害人的不良征信——说明平台并非天然无责。

　　更值得期待的是制度层面开一条口子：对已被公安解救、案件已立案的受害人，凭解救证明和立案文书，平台能否核销债务，或至少减免利息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早有精神：出借人明知或应知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提供借款的，合同无效。电诈团伙拿着别人的脸去"借"钱，平台有理由怀疑却未止步，这份责任不该全由受害者消化。

　　王星选择分期偿还那笔从未见过的网贷，不是因为他“不懂法”，而是因为法律的救济通道对他而言太过漫长、昂贵且不确定。一个受害者被迫在“征信受损”和“耗尽积蓄打官司”之间二选一，这本身就是制度需要修补的信号。

　　从立法层面看，是否可以考虑为跨境电诈受害者的“被胁迫债务”设置更便捷的行政撤销通道，由公安机关出具证明后直接对接征信系统？是否可以在刑事侦查阶段就同步冻结相关债务的催收和征信报送？这些问题，远比争论“王星该不该还钱”更有价值。

　　法律不应该让受害者为了证明自己是受害者，再受一次伤。#王星被胁迫借下的网贷该不该还#