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温州有个小镇，一个镇就专门做纽扣，把纽扣这个事做到了极致。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电视剧，讲的好像就是这背后的故事。现在这个产业已经非常大了，在全球都有很大的影响力。海外的同行都感慨说，这太难复制了，他们一个镇就能把整个纽扣产业链的配套全都搞定。这次我给大家讲讲这背后的历程。

　　截至2023年底，温州桥头一年生产约600亿粒纽扣，占全国市场一半、全球三成。四十多年前，这门大生意的起点，却是工厂挑剩的次品和多年卖不出去的库存：有人背回一麻袋，有人一次吃下50多公斤，摊在石板桥上卖。

　　工厂都不想要的「破扣子」，为什么能养出一座「纽扣之都」？几十公斤整批收来，再一颗颗卖掉的差价，真能撑起全球三成吗？

　　最早靠差价赚到钱，后来就不能只等别人处理库存了。桥头人从买家的要求里摸清销路，开始在家门口办厂。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末，桥头还是浙南山区的一个小镇。地少，人多，镇上的人除了种田，也有人外出弹棉花、做点小买卖。1978年，叶克林、叶克春兄弟从黄岩等地带回一批纽扣，在桥边摆摊试卖，生意很快就起来了。

　　今天看纽扣，单粒价格很低，掉在地上都未必有人弯腰捡。可当时的难处，恰恰藏在「小」里面。

　　一件衣服少不了扣子，做衣服的人需要的却不是「随便一颗」。大小要合适，颜色要配，扣眼有两孔、四孔，材料又有金属、塑料等不同种类。一个地方缺货，另一个地方的仓库里却可能压着几年卖不掉的货。东西不是没用，只是卖货的人不知道谁要，缺货的人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。

　　王碎奶是最早那批摆摊人里很有代表性的一个。1980年初，她盯上了供销社里的积压纽扣。一次，她遇到一名湖南厂商，对方手里有50多公斤存货。王碎奶想整批买下，对方起初不肯。她找到厂商住的旅店，连续上门，最后才把货谈下来。

　　价格比供销社便宜，货很快卖了出去。她又凑了500多元，带着儿子继续往外跑。进百货商店，她不急着买东西，先翻看纽扣盒上的厂家地址，再照着地址去找工厂。

　　地方媒体还记录过她另一次找货：一家江苏工厂按当时的销售办法，原本不愿直接卖给私人。她反复争取，最后背回一麻袋仓库里的次品，不到10天卖完，赚了200多元。当时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刚过100元，这一麻袋货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。

　　这些货并非颗颗断裂，很多是工厂挑出的次品和长期积压的库存。有人整麻袋背回，有人一次吃下50多公斤，再按颗、按包卖给真正需要的人。桥头人赚的，是货物从「找不到买家」到「找对买家」的钱。

　　一户人家这样做，只是一笔小买卖。几十户、几百户都来做，事情就变了。

　　1979年，桥头人开始从黄岩、嘉善、苏州等地寻找积压纽扣。1980年，镇上有了30多个纽扣摊；1981年增加到100多个；到1982年，纽扣和其他小商品摊位已超过300个。亲戚带亲戚，朋友带朋友，原来摆几块门板的小生意，慢慢铺成了一条街。

　　如果只有一个摊，服装厂跑很远过来，未必能找到想要的颜色和规格。如果一条街都是纽扣，情况就反过来了：这家没有四孔的，隔壁可能有；一户凑不齐数量，几户可以一起供。买家不必跑遍许多城市、敲许多工厂的门，来一次桥头，就有机会把一批衣服需要的扣子配齐。

　　它没有让纽扣突然变贵，只是把成百上千种小货放到一起，让找货变得省时。对一粒纽扣来说，省下的路费似乎不值钱；对等着纽扣开工的一批衣服来说，少耽误几天，价值就大了。

　　积压多年的货到了这里，也有了第二次机会。浙商博物馆保存的桥头市场资料中，有两笔很能说明问题：辽宁一家百货站积压10年的500万颗纽扣，广州一家百货公司批发部积压20年的24吨纽扣，后来都在桥头迅速卖掉。

　　1983年2月，桥头钮扣专业市场获批正式营业。第一批在石板桥上摆摊的42户经营者拿到了营业执照。到这一年年底，市场已有500个摊位。1984年，镇中心小学的校舍和操场被改成小商品市场；1986年，距离老石板桥不到百米的纽扣交易大楼投入使用。

　　桥头有了房子和柜台，但它真正的边界并不在镇上。

　　1983年，桥头镇开办外出购销证达到16000人次，其中推销人员14879人次，脚步遍及全国29个省、市、自治区。到1987年底，温州推销员在全国大中小城市承包的纽扣柜台已有3000多个。

　　外出的推销员，还会把买家的要求带回镇上。

　　哪里的服装厂缺什么规格，哪座城市流行什么颜色，哪家客户只要一小批，哪种款式突然需要追货，跑在外面的人最先知道。过去，桥头人是看仓库里有什么就卖什么；有了这张购销网，他们开始知道客户要什么、什么时候要、要多少。

　　1986年考察桥头市场后，费孝通注意到，温州模式的重要之处不只在家庭工业，也在于民间形成了一个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市场，直接把生产者和消费者接了起来。这个观察说中了桥头后来能办厂的关键：先有销路，再有生产。

　　倒卖积压货能赚到第一笔钱，却有很明显的上限。哪里的库存便宜，别人也能去收；仓库里有什么，只能卖什么；服装款式一变，老扣子就可能再次压在手里。要想把生意做久，不能永远等别人剩下什么，得自己做出市场正需要的东西。

　　王碎奶在外地找货时，也开始打听纽扣是怎样生产的、设备到哪里买。后来，她家买进加工机器，丈夫和孩子都加入进来。1993年，接班的小儿子陈少勇从苏州、嘉兴等地请来生产师傅，买进进口设备，办起了自己的纽扣厂。

　　这一步看似从摆摊突然跳到了制造，其实路早已铺好。一个从零办厂的人，最怕机器开起来以后货不知道卖给谁。桥头已经有摊位、有外地柜台、有成千上万跑市场的人。哪种扣子卖得动，订单在哪里，买家愿意出什么价，消息会沿着旧销路回来。机器也就有了明确任务，照着市场传回的需求开工。

　　一家人办厂，周围的人也跟着分工。有人供原料，有人做设计和加工，有人负责检测、物流和接单。单个家庭未必样样精通，一座镇却可以把许多小环节拼起来。订单大时，多道工序能一起赶；订单小、款式杂时，也有人愿意接。纽扣越小，这种密集配合反而越重要。

　　这种分工今天仍能看见。2026年，《人民日报》记者走访发现，生产一款纽扣所需的树脂等原料，以及电镀、印染等配套材料，在桥头通常半天内可以配齐，快时只要两三个小时。对外地一家孤零零的工厂来说，这些东西要四处找；在桥头，整个镇子就像一间摊开的大工厂。

　　1996年以后，当地开始由单纯商贸转向生产和贸易结合，实体市场之外的销售网也越来越重要。2002年，桥头获得了「中国纽扣之都」的称号。

　　今天的桥头，能做的早已超出几种塑料扣。树脂扣、果实扣、牛角扣，各有不同用途；一件国风衣服走红，配套的盘珠扣也要马上改颜色、花纹和金属配件。陈少勇所在的企业，最多时一年能做上千款纽扣。为了知道下一季流行什么，当地企业还会去韩国、意大利看服装、参加辅料展会。

　　工具也在变。一家受访企业过去给一枚纽扣开模，至少要花400元，从设计到出样要几天甚至一周，小批量、多款式的单子很难划算。用上3D打印后，同样的模具成本降到约50元，改款也灵活了。桥头今天争的，是谁能把一个新想法更快做成样品。

　　截至2023年底，桥头的产量约600亿粒，品种1万多种，从业者1.6万名。麻袋里的次品只是起点，支撑全国50%、全球30%的，是先铺到全国的销路，以及随后围着订单一点点补齐的生产、材料、款式和交货速度。

　　老市场也有它的新难题。如今专程到实体市场采购的客商少了，单靠低价也越来越难。过去拼的是谁能把积压货找回来，后来拼的是谁能把新款做出来、把小单接得住、把货更快送到客户手里。全球三成是桥头已经做出的成绩，这个位置还得继续去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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