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访周立波长子周健明
■ 本报记者 谢辉
在应邀参加纪念周立波诞辰100周年活动的嘉宾中，周健明无疑是最惹眼的。因为他有双重身份，既是文学界的学者，又是周立波的长子。9月14日，应记者之邀，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讲述了他心目中的父亲。
影响超出初衷
“益阳的重视程度，令我们很感动。”谈起周立波故居的修复和周立波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，周健明表示，“两年来，益阳市委市政府把活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，故居规模、活动影响力都大大超出了我们的初衷，无论是作为学者，还是作为亲属，我都心存感激，并且相信益阳的文学一定能开创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。”
周健明告诉记者，近两年来，他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每次回来都会看到新的变化。老家的乡邻总会提到父亲，称赞父亲留下来的精神财产，让他们受益匪浅。“我们相信，让乡亲们高兴是父亲的初衷，现在也算是对父亲艰辛的付出，给了最好的一份回报吧。”
父亲的文学贡献
在周健明的眼里，周立波的文学贡献先要从“茶子花派”着手。“一方面是因为父亲的作品里经常出现茶子花，而且每次都把它写得美轮美奂，把茶子花当成美的象征，当成了朝气蓬勃的新生活象征；另一方面是因为茶子花是益阳乡土风情的极为浓郁而淳挚的标志。父亲的作品也确确实实影响了一部分人，所以都会把他们划定到‘茶子花派’中来，父亲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‘旗手’。”
读遍了周立波的所有作品，周健明始终认为，父亲的创作其实是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同步的。无论是抗日前加入左翼联盟，还是担当战地记者或土改作家，周立波的作品都凸现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情结。在周健明看来：“父亲不仅是一位学者型作家，也是一位战士型作家，他在积极寻求真理中，为人民而写作，长期深入生活，不懈地进行新的艺术探索和追求，犁头、铁水、机器轰鸣与稻浪起伏，勾划出了他的生活。”
我和父亲是同事
很想从两代人之间找到影响力，但周健明却告诉记者：“其实我和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到10年，而且大多是在他落难的时候。”周健明出生之后，周立波就被国民党抓走了，直到七八岁了，才第一次见到父亲，之后，和父母一起在沅陵艰难地呆了一年，又被爷爷接回了老家。
第二次见面时，周健明已经参加工作了，1950年，接到父亲的信，回老家有过3天短暂的团聚。50年代末，当他第二次调回省文联时，当时的领导职位空缺，省里让正在益阳创作的周立波兼任主席，周健明却毅然提出要去工厂，转了3个月，还是回到了文联。这期间，父子虽然同在一个单位上班，但很少交流。直到后来周立波失去人身自由，周健明反而更加关心父亲了。“在父亲顺利的时候，我不想打搅他的生活，但在他倒霉的时候，我却不能不在他的身边。”
“父亲那些反映农民的作品，读起来真挚，从农民的身上，发现了美的东西，折射出了朴实的乡土人情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我也算是秉承了他的一些优点吧。”
